中国经济崛起的环境代价

蒋益民这番话，是针对湘江附近50至60家生产铟的小型工厂。铟是一种金属元素，用于制造半导体和液晶显示器。这些工厂距离省会城市长沙约有一小时车程。他宣布：“我今天就签署命令，关闭它们！”

然而，片刻之后，蒋益民的助手打电话给地方环保官员、请求他们带领访问者观摩当地环保工作，却遭到了回绝。理由是，这必须先得到县政府的批准。这显然说明：即便是蒋益民这样的高级官员，其权威在基层也算不了什么。

环境污染已成严重问题

曾几何时，中国环境问题的影响范围很少跨越国境。但近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能源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再加上地方政府对防治污染的法规执行不利，已将其国内缺点变成了全球问题。

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支持修建的工厂产生污染，毁坏了村民的土地，因此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面对越来越有组织、常常诉诸暴力的村民抗议，环境问题已成为一种诱因，使中国的社会凝聚力和工业活力面临日益紧迫的挑战。

美国萨拉劳伦斯学院(Sarah Lawrence College)人文地理学教授乔舒亚·马尔达温(Joshua Muldavin)在中国农村地区度过了20年，主要进行环境问题研究。他认为，中国政府也许已经付出了不可逆转的代价。“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惊人增长，是通过破坏环境及社会与经济两极分化取得的，现在这已威胁到经济的持续增长，” 他表示。“农村正出现一种不安定状态，对中国政府及其所走发展道路的正当性提出挑战。”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去年12月末发表的数据显示，3亿人口(将近全国人口四分之一)的饮用水受到污染，污染物往往是有害化学物质。去年，约90%的中国城市遭受水质污染，还有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

环保法规虽已建立 ……

过去15年来，中国匆匆制定了广泛的环保法律法规，其中许多规章是参照西方法规而来。与美国不同，中国领导人在谈论经济发展时已将环境列为核心议题。美国是惟一一个温室气体排放量高于中国的国家。

中国最新的五年经济规划描绘了一项宏伟计划：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将“绿色GDP”（国内生产总值）概念纳入决策过程，即根据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对增长率数据进行调整。理论上，政府将根据这些标准对所有官员的工作进行考评。为了摆脱对煤炭的过度依赖，中国还制定了明确目标，在其一次能源(primary energy)结构中，将天然气、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的使用量提高逾一倍。

实际情况仍相当不同

这些宣示赢得了外国能源专家的赞誉，但就像蒋益民的经历所证实的那样，基层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出入。

湘江沿岸地区不仅受到最近有毒金属排放的污染，还有三、四十年来中国最大的锌冶炼厂及其它各类工厂所造成的污染。此地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工厂，最老的建于 50年代，最新的上个月才竣工，其间散落着腐臭的池塘和小片菜地。这里的村民称，他们尽量把所有的农产品卖掉，因为他们自己不敢吃。

村民们挤在一处河堤后面的土坯房内，当得知长沙环保局将打击铟生产厂家的时候，他们露出了讥讽的笑容。他们也对媒体颇为不满：当地电视台对他们进行过多次采访，但迄今没有播出任何采访内容。

“我们不能饮用河水，也不能饮用池塘里的水，甚至连地下水都不能喝，”马绍民(Ma Shaomin, 音译)称。他热情地给我们张罗着倒茶，然后补充说：“我们通常会招待客人喝茶，但他们到这里后，没有一个人愿意喝。”

蒋益民关注的50至60家铟生产厂，多数是新建企业，建于2003年，当时全球市场铟价开始飙升，企业家们争先恐后投资建厂，这些粗制滥造的工厂未受到官方监督。

铟价已从2003年的每公斤略高于100美元飙升8 倍左右，达到今年早些时候的近900美元。最近铟价上涨的部分原因是，去年12月再度发生有毒污染物排放事故后，中国政府关停了华南的一些铟生产厂。

污染厂家与环保局 “打游击战”

蒋益民承认，许多县政府官员在这些工厂中拥有股份，并分享其巨额利润，这加大了关停这些工厂的难度。他的助手补充称，“他们在和我们打游击战。”他说，这些工厂会暂时关闭，然后在附近（往往是废弃的老厂房内）重新开工。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研究主任易明(Elizabeth Economy)是《变黑的河流》(The River Runs Black)一书的作者，该书论述中国的环境问题。她表示，在反污染政策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于当地政府执行不力，但这一问题牵涉到更深层面。她说：“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央和当地政府从根本上不愿改革政治经济体制，使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正确行为。”

在中国，能源和水价格低廉，因此工厂只需支付很少的污染罚款，或采用成本最低的污水处理技术。她表示，腐败现象十分普遍。

执法不力的根源

美国咨询机构环保协会 (Environmental Defense)北京办公室负责人张建宇同意这种看法。他表示，一般分析将问题归咎于中央政府的完善法规与地方政府执行不力之间的“断层”，但实际上问题要复杂得多。张建宇称，他只要看到一部新法规， “我都会直接去查看处罚条例部分，以判定法规是否足够严厉。”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严厉，即使是防治污染法规下最严重的违反行为，对涉案公司的罚款也很少超过20万元人民币（合2.5万美元）。

例如，中国的空气清洁法(Clean Air Act)把向工厂发放许可证的权利交给了地方官员，而后者在多数情况下宁愿让工厂继续营业，因为他们的政绩是根据当地经济增长情况来衡量的。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国最高污染防治机构国家环保总局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在中央政府部门中仍是一个权力小、人员短缺的机构，仅有250名员工和3亿元人民币的预算。张建宇称，美国环保署拥有1.8万名员工和60亿美元的预算。

可是，在最近的环境危机之后，承担责任的还是国家环保总局。去年末，一家化工厂将含有有毒苯物质的污水排入松花江，迫使当地政府切断中国东北哈尔滨数百万居民的供水。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因对此事处理不力被撤职，张建宇将此事比喻为“把警察抓进监狱— —因为他没抓到贼”。

即使是引入 “绿色GDP”的尝试，尽管赢得了海外赞誉，但如果透过中国国内政治的“三棱镜”审视，也少了几分英勇气概。该方案目前正在中国10 个省份进行试点，但国家统计局(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已表示，尚未找到它的计算公式。这使国家环保总局受到孤立，因为该机构试图使这一方案得到推广。

光明的一面

然而，咨询机构WSP Environmental的彼得·沙拉特(Peter Sharratt)表示，不应低估中国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以及中国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政策的能力。

沙拉特以目前全球风力发电机短缺为例，在许多国家，这种情况推高了价格，并遏制了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如果中国能以低成本制造此类产品，以及太阳能电池板等其它技术产品，并在中国当地普及应用，那就有可能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推广。

中国政府还与欧盟(EU)合作建设新型燃煤电厂，示范大幅削减二氧化碳排放的技术。该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被捕捉并封存于地下，确保它们不会影响气候变化。

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而煤炭也是中国的主要能源。即便到 2020年，可再生能源、天然气和核能使用量大幅上升，但就满足中国电力需求而言，燃煤发电预计仍将占大约60%至70%。

煤炭依然重要

约翰·阿什顿(John Ashton)是咨询机构“第三代环保主义”(Third Generation Environmentalism)首席执行官，他曾作为一名英国外交官，担任末任香港总督彭定康(Chris Patten)的政治顾问。阿什顿表示，上述欧盟支持的电厂将产生巨大影响。 “由于煤炭比石油便宜得多，而且往往更容易获得，因此，对中国和印度等其它国家而言，煤炭是极其重要的燃料。”

中国的环境项目越来越容易从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机构获得资金。上个月，世行签订了一些《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机制下的最大规模交易，资助发展中国家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两家中国化学企业将获得近10亿美元，条件是每年削减1900万吨排放量。

对湘江沿岸的湖南居民来说，治理污染的变化到来得越快越好。他们指向一群小屋聚集的山岗，称那里为“寡妇村”，因为那里多数男人都已死于与癌症相关的疾病。

颜色：衡量水质的“独到”基准

在如此严重污染的环境中，即便很小的改善也能赢得赞誉。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环境监督系主任姚运先有一套衡量湘江水质改善的“独到”基准。

他表示，在湘江的部分河段，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