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集体诉讼成风

20年来，如同澳大利亚的男女运动员一扫懒散之风、取得骄人战绩，该国的消费者和股东也斗志昂扬，越来越多地对公司提起集体诉讼。

在过去2年里，集体诉讼在澳大利亚发展迅猛，以致于律师认为，如今该国是除美国之外，企业最有可能遭遇集体诉讼的司法管辖地。

在面临集体诉讼的50多家企业中，不乏一些规模最大的澳大利亚公司，如电信运营商澳洲电信(Telstra)。专家预计，今年的法庭裁决将有助于判断集体诉讼的增多是否会进一步加剧。

1992年，该国联邦法院为集体诉讼开启大门，首次提供允许消费者或股东群体针对某一特定公司共同提起诉讼的法律机制。

在最初几年里，大多数诉讼涉及石棉、产品过失和烟草。但1999年，针对GIO保险公司的判决改写了这一情况。该公司在倒闭前不久曾拒绝一桩有利的收购，为此68000多名股东指称曾受该公司误导，该案最终以1.12亿澳元(合8200万美元)和解。

这次突破使集体诉讼业界大受鼓舞，他们开始对另数十家上市公司“摩拳擦掌”。目前，70％的集体诉讼新案与股东有关，财务业绩预测失误是主要的导火索。

一家为原告代理的律师事务所Maurice Blackburn Cashman上周表示，它将代表股东向Multiplex建筑公司提起集体诉讼。该公司由于未能按时完成英国温布利球场改建工程，以致利润尽失。

澳大利亚商业理事会(Business Council of Australia)表示，该会理事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副会长史蒂夫•芒奇伯格(Steve Munchenberg)称：“(澳大利亚的)集体诉讼尚未达到美国的程度，但企业化的律师事务所正在朝这个方向迈进。”

擅长为在集体诉讼中为公司辩护的澳大利亚律师事务所Freehills的律师迈克尔•米尔斯(Michael Mills)认为，公司可以通过建立强有力的风险管理程序，降低遭遇集体诉讼的风险。

集体诉讼先前之所以难成气候，是因为澳大利亚法院禁止原告的代理律师事务所从任何和解款中抽取大额佣金，这与美国不同。它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败诉方要承担双方的诉讼费用。因此，原告甘冒风险提起诉讼的动因不足。

近几年，随着诸如IMF(澳大利亚)等愿为集体诉讼提供资金的融资家的出现，力量的平衡发生了巨大变化。据信，IMF是全球此类公司中唯一上市的一家，它为集体诉讼提供资金，通常收取赔偿金的30%。

集体诉讼数量上升的另一个背景是，随着澳洲电信等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以及澳大利亚安保集团(AMP)等著名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造，人们的持股比例越来越高。目前，近55%的澳大利亚成年人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养老基金持有股票，这一比例为全球之首。

安然(Enron)破产后，有大量关注公司治理问题的投资者急于挽回由于公司误导性声明或证券欺诈行为而导致的损失。

政界人士担心这一趋势愈演愈烈，已开始对集体诉讼的活跃分子加以限制。目前，有关法令对个人伤害案的赔偿金规定了上限，并限制律师做广告。预计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就是否限制IMF等公司为诉讼提供融资做出裁决。

Freehills悉尼办公室的律师贾森•贝茨(Jason Betts)认为：“(高等法院的)裁决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决定集体诉讼的发展是否会受到限制。”

但就当前形势来看，集体诉讼不太可能被消除。澳大利亚强大的养老基金对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活跃，它们表示将为这场辩论增加砝码。

澳大利亚公积金投资者协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Superannuation Investors)主席迈克尔•奥沙利文(Michael O’Sullivan)本周表示：“我们将确保自己的成员完全了解澳大利亚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和机会。”

为原告代理的Slater & Gordon律师事务所咨询顾问乔安娜•里斯(Joanne Rees)认为：“随着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对集体诉讼案越来越熟悉，此类诉讼的数量可能会上升。其多少将取决于公司行为有多糟糕。”

译者/牛薇 梁艳梅